刘羽冲偶得古兵书翻译_刘羽冲偶得古兵书的启示
人如其读
王俊良
“人如其读”,是成功学鼻祖塞缪尔·斯迈尔斯,在成名作《自助》一书中,告诫世人的读书箴言。将“其所读”与“其人”等量齐观。意在解决怎么读,读什么的问题。
怎么读?说到底,是对文化的态度。比如,对“圣贤”书,跪着读还是坐着读?跪着读,一概仰视“圣贤”,将他们的话奉为圭臬。这样读,结果是读成只懂应声的腐儒;坐着读,一讲科学与平等,就会质疑。
那么,坐着读就能成就人生吗?论坐着读,梁元帝绝对算得上。而且,每日进读,旁置纸笔,一有心得,立即记下。据《梁书》载,梁元帝五岁能诵《曲礼》,及长,“博总群书,下笔成章,出言为论,才辩敏速,冠绝一时”。正是这位“坐着读”的梁元帝,在都城江陵将被西魏攻陷时,无“御敌之策”,却“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”。人问“战败为何焚书”?梁元帝答“读书万卷,犹有今日,故焚之”。
将失败归罪“读书”,足见梁元帝之迂。此恰与戴震之读,形成鲜明对照。戴震十岁,读书“不唯上,不唯书,只唯实”。据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载,塾师授《大学章句》一书,至“右经一章”以下,戴震问塾师:“‘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记之?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?’师应之曰:‘此朱文公所说’。即问:‘朱文公何时人?’曰:‘宋朝人’。‘孔子曾子何时人’?曰:‘周朝人’。‘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’?曰:‘几千年矣’。‘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’”?尝梁元帝读书有此一问,何来焚书之叹?
当然,满足于坐着读不跪着读的梁元帝,怎能理解戴震“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蔽人”深意。王夫之批梁元帝,“帝之自取灭亡,非读书之故,而亦未尝非读书之故也”。其为读而读,耽书、耽酒与耽色者同,“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,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,则读书万卷,止以导迷,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”!
这里,王夫之提出“读什么”的问题。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有个故事,足以说明“读什么”的重要。明代李贽请一名有些文字功底的小僧当书童,其“每见龙湖称说《水浒》诸人为豪杰,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,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,一一作实法会”。久之,小僧“与其侪伍有小忿,遂欲放火烧屋”。李贽说他几句,小僧愤然“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,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,老子独不能容我乎”?袁中道将此归结为“痴人前不得说梦”,余谓之“人如其所读”者也。
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亦有一“读什么”的典型。说沧州有个读书人刘羽冲,他“偶得古兵书,伏读经年,自谓可将十万。会有土寇,自练乡兵与之角,全队溃覆,几为所擒”。之后,“又得古水利书,伏读经年,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。绘图列说于州官。州官亦好事,使试于一村。沟洫甫成,水大至,顺渠灌入,人几为鱼”。刘羽冲其读,与梁元帝近似,然梁元帝在“耽”,刘羽冲在“显”。纪晓岚评曰“泥古者愚,何愚乃至是欤”!
张潮说,“善读书者,无之而非书。山水亦书也,棋酒亦书也,花月亦书也”。可惜,梁元帝“死读书”,刘羽冲“读死书”,嵇康、李卓吾“读书死”。然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”!人如其读,一如布罗茨基所说,“我坐在这里,并不完全是我自己。我是我所读过和所记得的东西的总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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